2024年，全国结婚登记610.6万对，不足2013年的一半。 七百多万对的差距，不能只靠催婚。 手续越来越方便，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结婚？ 过去婚前把关、婚姻调解的作用，值得重新讨论。 关键在于，到底恢复什么。 一、少的不只是登记，还有对共同生活的信心 2013年，全国结婚登记1346.9万对。到了2024年，这个数字减少了七百多万对。 2025年又回升至约676万对。婚姻登记有起有落，年轻人的顾虑却需要一项项解决。 把原因全归结为不愿负责，太轻率。住房支出、就业预期、养育成本，都关系到结婚后的生活。 适婚人口规模和初婚年龄的变化，也会影响每年的登记数量。想让更多人结婚，必须同时考虑这些因素。 可经济条件之外，还有一个更难回避的问题：双方是否了解彼此，是否愿意承担共同生活的责任。 收入尚可，却对债务一无所知。感情不错，却从未谈过生育安排。这些分歧如果留到婚后，解决起来往往更加困难。 婚姻信心就体现在这些具体问题上。钱怎样使用，家务如何分担，父母需要照护时由谁安排，生育是否影响一方的工作。 提前谈清楚，才能判断彼此是否适合长期生活。 因此，办证方便与决定慎重完全可以并存。 减少材料，解决的是办事成本。婚前教育和关系辅导，帮助双方理解责任。两件事做好了，才可能让有意结婚的人少些顾虑。 尤其要重视付出是否公平。家务和照料长期由一方承担，另一方却认为理所当然，再郑重的仪式也难以维持满意的关系。 让责任能够协商、付出得到尊重，婚姻才更有吸引力。 二、旧规值得研究，作用必须分清 1994年的《婚姻登记管理条例》，要求申请结婚登记时提供所在单位、村委会或者居委会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。 在实行婚前健康检查的地方，还要提交婚前健康检查证明。 这些要求各有用途。婚姻状况证明用于证明相关身份情况。 婚检关注健康风险。它们能够增加一些了解，却不能代替双方判断性格、生活习惯以及责任意识。 2003年10月1日起施行的《婚姻登记条例》，不再将上述单位等出具的证明、婚检证明列为内地居民结婚登记的必备材料。 此后人员流动更加频繁，今天若重新要求单位出具证明，自由职业者、灵活就业人员就可能增加办事负担。 所以，讨论恢复旧规，应当关注其中提醒当事人充分了解、慎重决定的作用。把是否适合结婚交给单位审批，既难解决感情问题，也容易干涉个人选择。 婚检尤其需要做实。检查项目是否清楚，结果能否得到专业解释，后续治疗是否方便，都比多交一份证明更有意义。 健康信息涉及隐私，服务应当规范，也应避免给患病者增加不必要的歧视。 法律已经对重要信息作出要求。一方患有重大疾病，应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。 隐瞒的，另一方可以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。知情后自主决定，才谈得上自愿承担未来的生活。 婚前教育还应讲清债务规则。夫妻共同债务有法定认定标准，不能理解为一领证就要承担对方所有借款。共同签名、事后追认、借款用途等，都可能影响责任认定。 离婚调解也应尊重这种自主。过去的婚姻法允许有关部门调解，也允许当事人直接起诉。 调解的价值在于帮助解决分歧。双方已经无法继续共同生活时，反复劝忍并不能改善关系。 2021年起实施的离婚冷静期，为申请登记离婚的双方设置了三十日的重新考虑时间。 期限届满后，还需在随后三十日内共同申请领取离婚证。对一时争执后提出申请的人，这段时间提供了重新思考的机会。 但等待期间能否解决问题，同样取决于有没有有效帮助。债务、抚养和沟通问题，需要具体协商。 涉及家暴的，应及时提供救助；诉讼离婚不适用登记离婚的冷静期。保障安全和退出权利，也关系到人们对结婚的信心。 三、把服务做好，才可能让更多人愿意结婚 其实，婚前教育和婚姻辅导已有制度安排。 2025年5月10日起施行的新修订《婚姻登记条例》，在推行全国通办、取消内地居民登记所需户口簿的同时，明确要求登记机关提供婚姻家庭辅导服务。 接下来要看服务有没有用。婚前教育可以围绕家庭财务、债务风险、生育意愿、家务分工展开。 内容越具体，双方越容易发现需要协商的地方。只有原则口号，很难帮助当事人作决定。 免费婚检也应当更方便参加。有条件的地方，可以优化婚检与登记的衔接，提供清晰的预约指引和结果咨询。 把服务安排在工作日之外，保护检查隐私，都会影响实际参与意愿。 婚后辅导则要及时。出现持续争执时，能够找到专业人员，获得清楚、可操作的建议，才有机会改善关系。 服务坚持自愿，避免把个人情况随意告知单位和亲属，当事人才更愿意寻求帮助。 现实支持更不能缺席。2025年建立的育儿补贴制度，对符合条件的三周岁以下婴幼儿，按国家基础标准每孩每年发放3600元。 它能分担部分支出，但养育还涉及时间、托育和就业安排。 因此，普惠托育是否方便可及，育儿假能否落实，生育后的就业权益能否得到保障，都应与婚姻服务一起推进。 只要求年轻人负责任，却让他们独自承担全部压力，